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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中國+”

  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全球產業鏈的一次極端壓力測試,也是某種程度上在全球范圍內的供給側改革。疫情的沖擊展示了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的部分脆弱性,但也表明全球產業鏈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動態調整能力,在一些國家的供給能力受疫情沖擊陷入停滯的同時,生產資源在全球范圍內被重新組織調配,確保全球整體上并沒有因疫情而陷入一場短缺危機。其中,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第一大中樞快速修復,其韌性保證了全球供給的基本順暢。中國出口增速也從3月觸底到大幅反彈至今,成為2020年宏觀層面上最為出人意料的增長。

  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四大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將會加速上世紀90年代以來超級全球化周期的調整。現有的全球分工,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基于經濟效率原則的采購與運輸物流體系,一旦關鍵環節斷裂將面臨巨大風險。疫情后,全球化的布局將適度考慮安全因素,以確保產業鏈的相對平穩。基于不同產業重要性和供需等特點,具體可能有四個方向的變化。

  (一)關鍵行業回歸本土。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原材料、零配件、中間投入品尤其是醫療醫藥等產業的全球價值鏈,跨國公司可能會就此搬遷回本國,以形成政府和社會所要求的自主可控。事實上,醫藥行業的回歸本土已經在推進中。2020年8月,日本經產省公布的首批獲得政府補貼回歸日本的企業中有40家即為醫藥、醫療設備等健康民生類企業。

  (二)區域合作深化,從離岸生產轉向近岸、在岸生產。不少跨國公司開始質疑長距離供應鏈。為了避免未來再次遭遇類似風險,跨國公司的供應鏈系統會要求更加體現自主性和可控性,對實時生產模式和全球分散生產的態度變得更加保守,這樣會使企業始終保持一定的生產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國內。

  需要關注的是,事實上,2008年以來產業鏈的全球化已經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更多地被東亞的區域化深化所取代。從全球產業鏈參與度來看,雖然全球平均關稅在2008年左右短暫回升后繼續下降,產業鏈的全球分工程度并未回到增長的軌道。例如,對美國而言,盡管美國本土的制造業衰落,面臨實體回不去的現實,但生產將轉向成本稍高、對美國而言更便利的生產商——墨西哥、拉美等國家是完全可行的,也正在成為現實。2019年,美國從中國大陸的制造業進口減少17%,而從墨西哥的制造業進口量增加130億美元。

  (三)分散化以增強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不少發達國家認為:把供應鏈集中在一個國家是有很大風險的。一些供應鏈容易受突發事件影響全球價值鏈布局,就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集中與某一區域,而極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個主要國家。例如,東亞和東南亞供應鏈很有可能在形成以“中國+”為特點的分散化。短期內由于東南亞國家的整體工業能力偏弱,中游的轉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已經向東南亞轉移的服裝鞋靴等勞動密集型會進一步加速。事實上,貿易流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其他亞洲東南亞國家或地區的趨勢在2013年前后已經出現。

  (四)靠近市場、就地生產仍會起到錨定作用。相對于上述變化,相對變化較小的是跨國公司靠近市場、就地生產的布局。中國巨大的內需消費市場對于很多跨國公司仍然富有吸引力,也將對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布局起到強有力的錨定作用。因此可以判斷,盡管不少勞動密集型行業已經并將繼續向成本洼地的東南亞國家轉移,但基于中國未來可見的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的潛力,即便是低端產業也不會完全轉出。

  中國產業鏈的升級之路

  從增加值貿易來看,供給的視角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供應鏈中樞,并已經成為亞洲絕對的產業鏈中心,取代了2000年時日本在亞洲的中心地位。從進出口數據看,中國輸出各大類工業品的金額占全球比重約在15%~30%,各類最終消費品比例較高,在30%左右,歐美進口的消費性制造業產品約一半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從全球工業品的出口分布看,主要用于直接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的機械及運輸設備和雜項產品(主要是各類消費品)接近半數由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出口,由中國大陸出口的部分分別達到了16.8%和26.4%,而主要作為中間產品投入各行業生產的化學品或相關產品和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分別有7%和18.2%的出口由中國貢獻。

  從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位置來看,過去的30年中國的產業升級描繪出了一條完美的微笑曲線(見圖1)。1990年至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中國以兩頭在外的方式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勞動密集環節,分工位置快速向具有比較優勢的下游走。加入WTO帶來了中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快速提升,但分工位置并無明顯變化,更多是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廣度和量級的變化。關鍵的變化發生在2008年前后,此后中國產業鏈明顯開始向更高階的中上游攀爬。過去5年,中國的通用工業機械、紡織品等的顯性比較優勢均在上升。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全球分工位置變遷也顯示,過去10年中,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馬來西亞是分工位置走向上游最為明顯、產業升級最為確定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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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來看,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方式,正在朝著簡單產業鏈全產業鏈化結合部分下游低附加值環節轉出,較復雜產業鏈趨向區域化,極復雜產業鏈仍然延續全球化的格局。在勞動密集型環節,中國的比較優勢從2013年前后開始明顯下降,服裝鞋靴箱包家具等行業的產業轉移早在中美貿易摩擦之前就已經發生。在較復雜的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化工、機械等領域,以中間品貿易來衡量,中國與東亞的主要經濟體形成了緊密的分工關系(見圖2)。因此,東亞構成了中國產業鏈供給方的基本盤。此次《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重大意義就在于終于將事實上已經形成緊密產業關聯的中日韓三國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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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RCEP看“中國+”的發展趨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之前,中國對東盟長期處于貿易差額,2012年之后中國對東盟出口轉為順差, 此后東盟的排名不斷提升,2019年東盟躍升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見圖3)。東盟整體的國際產業分工位置與中國較為類似。貿易流向的變化背后是中國與東盟的分工關系的深刻變遷以及“中國+”網絡分工體系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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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國別來看,中國對東盟貿易差額轉為順差主要歸因于對越南、新加坡的順差擴大,對馬來西亞和泰國的逆差縮小,而對菲律賓的逆差轉為順差。如果從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一級分類看,貿易差額轉為順差主要歸因于第6大類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第8大類雜項制品順差擴大,而第5大類化工產品和第7大類機械與運輸設備逆差轉為順差。進一步看二級分類,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順差主要由65紡織品、67鋼鐵和69未另列明金屬制品貢獻,中國對東盟越來越多出口工業中間品,這是“中國+”東盟產業分工關系的直接映射。機械電子與運輸設備的逆差轉為順差,是由于機械、運輸設備的順差超過了電子類的逆差(主要是電子中間品,特別是77類中的半導體(776的子類),貢獻了絕大部分的電子類逆差),雜項制品中主要是最終消費品,順差相對均勻,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后,87儀器儀表轉為逆差,而82家具、84服裝、83箱包、85鞋靴的順差普遍減少,這背后反映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貿易轉移。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強化了東盟在其中的橋梁作用。具體而言,東盟在紡織服裝、電子設備、電氣設備的對美出口上替代中國的同時,大量增加了對中國紡織材料,電子、電氣設備零部件的進口。在東盟所有國家中,越南作為“中國+”的結點意義尤為顯著。

  可以看到,越南在一些下游貿易品上正在邊際取代中國大陸的優勢。但與此同時,越南出口也更加依賴中國大陸的產業鏈,越南出口也為中國大陸帶來間接的國內增加值。越南紡織、電子等產業大量出口的下游產品生產離不開中間品的大量進口,這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比重不斷增大。例如,電子零部件進口自中國大陸的比重由2004年的7.1%增長到2014年的31.6%,使越南出口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增加值大大增加。數據上看,2005年至2015年,隨著越南后向參與度的提高,越南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不斷下降,而越南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比例不斷增長。這兩點原因在越南貿易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為中國大陸貢獻了大量貿易增加值。10年間越南出口增長了320%,國內增加值增長了265%;而中國大陸在其中獲得的增加值增長了1104%,這使得2015年越南每從出口中獲得1美元增加值,中國大陸就獲得25美分。

  從越南出口中的海外增加值(FVA)的國家來源拆分看,六成來自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五個經濟體。2005年至2015年,越南FVA比率(后向參與度)增長部分全部由中國大陸貢獻,來自中國大陸的增加值占越南出口比例從4.92%增長到了14.11%,韓國的份額也從3.24%增長到了5.06%。考慮到2019年之前韓國對越南的直接投資遠多于中國大陸,可以看出中國大陸中間產品的競爭力(同生態位)。

  中國出口數據的變化也印證了以中國的中間品為紐帶“中國+”模式的日漸成熟。最為典型的是,中國在紡織業與下游服裝行業的比較優勢呈現此消彼長的趨勢。服裝產業的勞動密集程度較高,中國的比較優勢自1995年以來就在持續降低。而紡織業整體的比較優勢穩中有升,特別是紡織業中依賴化纖產業的人造織物等細分貿易品比較優勢還在穩步提升中。2015年以來紡服業和紡織業的出口呈反向背離,且2018年以來背離明顯放大。這意味著,盡管紡織紡服產業的產業轉移將呈現下游服裝產業轉出、但中游紡織業的出口反而得到增強。紡織服裝的典型案例表明,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在以重化工業為主的中游領域集聚的優勢是“中國+”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礎,也使得我們能夠分享產業轉移中的增加值部分。

  中國在亞太地區產業鏈供給和需求雙方面的樞紐地位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穩定性。從亞太地區各國間的產業關聯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均處于中國大陸的上游,中國大陸又處于越南的上游。2005年至2015年,中國大陸同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后向關聯顯著加深,越南的后向關聯主要同韓國和中國大陸顯著加深,尤其是中國大陸。也就是從產業鏈的供給與需求雙方向上,中國是聯通亞太產業鏈上分工關系的核心樞紐。圍繞著中國大陸,亞太形成了一個密如蛛網的分工結構。

  “中國+”不等同于雁陣模式的邏輯

  根本上來說,日本主導的“雁行模式”是在垂直分工的基礎上,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兩個主要鏈條的有機結合來實現邊際性產業梯次轉移的,而“中國+”則是垂直分工與橫向專業化混合。因此產業轉出雖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相似性,但與其有以下幾點不同:

  (一)雁頭大于雁身。中國大陸作為產業轉出方,人口和經濟體量遠大于產業承接國。日本的雁陣模式是一億人口國家向十幾億人口國家的產業轉移,是典型的雁頭小、雁身大。而中國自身是十四億人口的國家,體量遠遠超過了周邊的東盟國家,雁頭大、雁身小,承接國的產能差距巨大。這一方面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完全轉出,同態競爭長期存在,“中國+”在長期內是垂直分工和橫向分工的混合;另一方面,小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建立較全面產業鏈的難度更大。

  (二) 頭雁與雁群梯次差距不大。中國大陸作為轉出的主體是發展中經濟體,與參與產業承接的大部分國家發展差距并不大。這導致長期看產業轉移的勢能稀缺,動能僅可能產生在發展差距較大的轉出國與承接國之間,這也是越南足夠突出的原因,它同中國大陸的發展差距足夠大,且并未大到缺乏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的程度。

  (三) 中國大陸面臨的是一個人口紅利青黃不接的世界。全球具備真正意義上可融入全球產業鏈(綜合考慮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紅利國家屈指可數。這與日本當年面臨的情況大不相同,這進一步限制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出的空間。在印度具備大規模承接產業轉移的能力之前,這一狀況不會得到大的改善。目前印度仍處在持續的貿易逆差狀態中,印度承接的產業轉移主要是服務本土,對全球產業鏈影響相對較小。

  (四)中國大陸的產業轉移相對于發展路徑是滯后的。日本早在上世紀60年代重化工業尚就開啟了產業轉移,而中國大陸重工業發展較為充分時才開始低端制造業的產業轉出。這得益于中國大陸豐厚的人口紅利漸次釋放,確保了中國大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絕對工資水平與相對成本水平(絕對成本/勞動生產率)之都處于較低水平,得以同時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和重化工業長期保持有比較優勢。如中國大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在1991年已超過印度,但制造業工資水平是在16年后的2007年超過印度,而直到2018年,中國大陸0.21的相對成本水平仍低于印度的0.27,更遠低于越南的0.41。(作者單位:華創證券)

  相關鏈接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

  從目前來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地位并非必然下降。首先,中國制造業產值已躍居世界第一且產業門類齊全、基礎設施完備,其他新興市場較難大量承接相關產能的轉移,已出現產業空心化的發達國家短期內也無法承接。此外,中國正在成長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貼近最終消費市場生產和銷售,仍將是外國企業的重要商業選擇。外商投資企業從主要在中國組裝生產再向外銷售,轉向在中國生產并直接向中國銷售。其次,我國疫情傳播基本被阻斷,公共衛生相對安全,復蘇前景相對確定,因此中國仍將是投資者的熱土。再次,市場有一些關于外國政府擬資助本國企業回遷或者外遷的傳聞,其真實性和有效性存疑。原因包括三方面:其一,疫情給全球經濟造成重創,企業缺乏增加投資的積極性;其二,僅僅負擔企業的一次性遷址成本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產業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開拓等費用;其三,這次疫情恐難以讓發達國家從市場經濟回到計劃經濟、從金融開放回到資本管制時代。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袁佳: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多元化和區域化并不意味著“去中國化”,相反未來中國作為亞洲產業鏈價值鏈的核心地位有望進一步鞏固,而且中國也是全球產業鏈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原因有以下幾方面:第一,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所以能夠有力推進,根本原因是黨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作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環節,中國成功地復工復產不僅對國內經濟恢復有著重要作用,也展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韌性以及相對其他市場的制造優勢,體現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

  第二,市場優勢。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規模,未來外資在華企業可能會盡量把面向中國市場的全產業鏈放在中國。即便跨國公司出于多元化考慮,存在轉出部分產能的可能,但由于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和潛力,未來中國依然會是跨國公司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產業鏈大規模外移的可能性很小。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2020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多數美國企業認為,中國國內消費和日益龐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體崛起帶來的增長是它們發展的最大機遇,持續性經濟和市場改革是第二大機遇,因此盡管面臨疫情、中美貿易摩擦等部分負面因素,大多數美國企業并沒有離開中國的打算,不少企業還計劃擴大對華投資。中國歐盟商會與羅蘭貝格咨詢公司發布的《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20》顯示,中國市場對大多數在華歐盟企業有著強烈吸引力,超六成受訪者表示中國仍是其前三大投資目的地之一。而且,部分尚未在中國投資建廠的企業,出于分散風險、擴大市場規模等考慮,也可能來華開拓商機,助推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中國歐盟商會調查報告顯示,有74%的歐洲受訪企業表明愿意將其最新的技術帶到中國,以支持它們在中國的銷售以及市場的擴張。

  第三,勞動力數量質量、生產效率、配套基礎設施等優勢。盡管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但卻擁有全世界數量最龐大的熟練勞動力群體,且電力、運輸等配套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要遠高于東南亞等潛在產業鏈搬遷地。同時,中國制造業基礎扎實雄厚,產業鏈集群優勢明顯,制造業生產效率顯著高于絕大多數新興經濟體,2018年越南制造業人均產出略高于1萬美元,而中國為2.7萬美元。此外,隨著中國經濟金融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營商環境不斷改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產業鏈供應鏈專業化程度和產業集群效應將不斷增強,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將日益增強。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周建軍:

  因應全球產業鏈可能的調整,中國有必要著眼于當下和長遠,堅持底線思維、沉著應對,從防范和化解產業鏈風險、提升本土企業的學習創新能力、產業鏈技術更加自主可控、產業鏈社會基礎更加包容等角度,發揮產業政策、產業集群、大企業和公共投資的積極作用,提升本土企業在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筑牢中國產業鏈的基礎,助力全球產業鏈的平穩運行。簡而言之,理想的中國產業鏈應該更加自主、安全、創新、競合與包容。

  從當下和短期來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風險才能維護產業鏈平穩運行。第一,中國企業既要做好產業鏈風險的化解,也要做好產業鏈風險的防范。這包括增加備貨、儲備中間品庫存、當下投資項目的風險評估等。對一些重要的產業或領域,即使短期內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無法提升,也要做到有備份或替補能力。第二,提升中國企業的產業鏈供應鏈管理能力,加強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資源管理。對于自身領先的產業和技術的海外投資經營活動、知識產權輸出,要善于運用并加強管理,維護中國企業的整體利益。第三,發揮產業集群和大企業在產業鏈中的引領作用,幫扶中小企業共渡難關。有能力的企業可以探索更加積極的訂單或采購模式,以緩解產業鏈其他企業的訂單不足等問題,防止經營困難的連鎖反應。第四,積極發揮公共投資和國有企業的“反周期”調節角色,熨平產業鏈波動的影響。尤其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和領域,國有企業應做好投資方向研判和可能的項目儲備,通過“擠入效應”帶動更多投資。第五,著眼于戰略性產業和領域,產業政策有必要加大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共性技術難題等薄弱環節的投入力度,引導和支持本土企業瞄準產業鏈短板和價值鏈中高端進行生產研發。政府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競爭前階段(Pre-Competition)的研發投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下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美國政府在研發方面的總體投入(既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也包括開發和試驗),更是長期以來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

  預計后疫情時代的大概率事件是,跨國公司將選擇“1+N”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即中國仍是世界生產中心的“1”,同時以其他N個國家和地區作為備份中心。這種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一方面是市場驅動的理性選擇,不等于“去中國化”;另一方面是全球市場在中長期的漸進演化。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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