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要促進國內經濟動態循環系統環環相扣、穩定有序，更好發揮國內產業鏈協同、市場潛力廣闊的優勢，穩住企業和就業基本盤，降低外部沖擊帶來的挑戰。尤其在當前疫情沖防控的關鍵時期，做好穩企業保就業...
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全球產業鏈的一次極端壓力測試，也是某種程度上在全球范圍內的供給側改革。疫情的沖擊展示了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的部分脆弱性，但也表明全球產業鏈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動態調整能力，在一些國家的供給能力受疫情沖擊陷入停滯的同時，生產資源在全球范圍內被重新組織調配，確保全球整體上并沒有因疫情而陷入一場短缺危機。其中，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第一大中樞快速修復，其韌性保證了全球供給的基本順暢。中國出口增速也從3月觸底到大幅反彈至今，成為2020年宏觀層面上最為出人意料的增長。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要促進國內經濟動態循環系統環環相扣、穩定有序，更好發揮國內產業鏈協同、市場潛力廣闊的優勢，穩住企業和就業基本盤，降低外部沖擊帶來的挑戰。尤其在當前疫情沖防控的關鍵時期，做好穩企業保就業工作與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可以互為支撐、相互促進。金融支持穩企業保就業工作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黨中央、國務院交給金融系統的一項政治任務，責任重大，使命光榮。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21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市場主體是經濟的力量載體，保市場主體就是保社會生產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千方百計把市場主體保護好，為經濟發展積蓄基本力量”“要強化對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發展普惠金融，有效緩解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2020年，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造成的巨大沖擊，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協同發力，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顯成效。但與此同時，在中微觀層面，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仍存在進一步提優空間，尤其在小微金融稅收優惠、銀行資本金補充機制、財政投融資效用等方面，仍需進一步加大配合的深度、廣度與力度，更好地發揮宏觀政策調控效果，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一般來說，貨幣有三種表現形態：現金貨幣、電子貨幣、數字貨幣。與之相對應，支付可分為現金支付、電子支付和數字支付。這三種支付方式可以并存，但具有替代性，可以相互轉化。它們各有特點、利弊，為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提供了多樣化的支付選擇。
2019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提出將與各方繼續努力，構建以新亞歐大陸橋等經濟走廊為引領，以中歐班列、陸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為骨架，以鐵路、港口、管網等為依托的互聯互通網絡。為了積極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重慶金融部門堅持創新引領，持續加強金融支持力度，有力推動中歐班列（渝新歐）穩定運行，帶動西部地區開發開放、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近年來，湖南省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部署，堅定不移地踐行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創新引領、開放崛起”戰略，大力推進制造強省建設，初步形成了以現代農業為基礎、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先進制造業為主導、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產業新格局，使全省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特別是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湖南期間，提出湖南要“著力打造國家重要先進制造業、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內陸地區改革開放的高地，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上闖出新路子，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展現新作為，在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和長江經濟帶發展中彰顯新擔當，奮力譜寫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湖南新篇章”。“三個高地”戰略定位和“四新”使命任務，為湖南產業發展明確了新目標，也對金融支持區域產業升級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這一年，我國外貿經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考驗，在全球貿易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呈現出逆勢增長的態勢。在后疫情時期，全球貿易環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發展外貿又該著力于哪些方面？針對上述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商務部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李俊博士。
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回顧過去，我國金融業改革不斷取得突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定位進一步得到明確。展望“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金融業要實現金融深化改革的目標要求仍有多重難題亟須破解，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仍任重道遠。日前，民建中央財金委員會副主任、天津財經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王愛儉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金融作為實體經濟血脈所在，高質量服務好實體經濟是其改革應有之義。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金融在服務好實體經濟方面凸顯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只有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責任感，才能使金融業今后的發展道路愈行愈遠。為更好地推進金融高質量服務實體經濟，需從多個維度精準發力，層層破解經濟發展的難點、痛點和薄弱環節，處理好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現兩者的良性循環格局。要積極探尋今后5年乃至更長時期金融發展新路徑、新舉措，不斷地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要求靠近。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并將其擺在各項規劃任務的首位進行專章部署。“這背后既是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應變。”對此，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對本報記者表示，我們應從過去過度依賴勞動、土地和資本的模式中轉變，提升生產效率和驅動創新變革，推動中國經濟迎來新一輪高質量增長。
要擴大對外開放、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外匯儲備大國和第二利用外資大國，我國在進一步增強對外開放上大有可為。應多措并舉保持外貿的基本穩定。要采取有效措施，穩定并爭取擴大出口，促進進出口貿易的進一步平衡。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國際產能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積極拓展合作模式，進一步提升“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層次，形成供應鏈的上下游分工，由市場開拓向產業轉移轉變。
11月1日，依據《國務院關于實施金融控股公司準入管理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印發的《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以下簡稱《金控辦法》）正式施行。《金控辦法》是我國對金融控股公司行業進行規范管理的重要基礎性制度，為了更好地了解其背景、主要內容、申報要點以及后續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理論周刊》特別約請資深金融控股行業研究專家、國網英大國際控股集團公司高級總監田曉林博士進行相關解讀與分析。
地理標志是國際貿易通用概念，國內傳統的提法是地方土特名優產品。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遷徙，貨物流轉，優質地方產品行銷天下，為財富積累、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乃至地方的各類土特名優產品博覽會和交易會輪番舉辦，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其高度重視社會再生產過程，把國民經濟視為“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者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有機循環系統。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正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于社會再生產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很多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從業人員對行業前景持觀望態度。
“十四五”時期，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金融貿易和科技發展將持續演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的發展環境下，中國銀行業將告別“高歌猛進”的“黃金時代”，進入以追求高質量、數字化為導向的轉型發展“跋涉期”。
近年來，在人民銀行總行的大力推動下，國庫會計標準化管理在防控資金風險、提高工作效率、促進央行履職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本文從國庫會計的理論與實務兩個維度入手，重點圍繞核算業務的標準化管理進行研究，著力構建國庫會計核算標準化管理的新模式。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PP）作為一種將新型公共產品供給模式，自2014年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發布以來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然而PPP模式的推進并非一帆風順，在井噴式增長的同時卻伴隨著項目落地率和開工率不高等事實，也反映出當前PPP模式繁榮表層下依舊存在深層問題。因此，如何厘清并破解現有問題，成為推動當前PPP模式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中央銀行是經濟社會高度發展的產物，中央銀行制度是一國經濟架構與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重要的現代經濟制度之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央行事業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實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偉大命題，對人民銀行系統而言職責重大，使命光榮。基層央行應與時俱進，在人民銀行總行黨委的領導下，統籌管好用好資金資產、數據信息和人力智力資源，外強履職，內嚴治理，以過硬的作風、專業的水準維護和提升中央銀行信譽，助力建設新時代的大國央行、強國央行。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賭博由線下轉向網絡，同時逐漸由境內向境外衍生，跨境賭博組織者和參與者為實現賭博資金流出，采取的方式方法可謂“花樣百出”，境內參與跨境賭博受損人數逐年攀升。2020年，為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嚴厲打擊跨境賭博所涉資金非法匯兌、資金非法買賣等行為，國家外匯管理局陸續通報多起關于非法買賣外匯從事跨境賭博、跨境賭博資金非法轉移等案例。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構建生態文明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綠色金融具有連接、反映、配置和控制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運行與結構的功能，構筑綠色金融發展新格局，為生態經濟社會高質量協同發展和結構秩序穩定貢獻金融力量，成為綠色金融在“十四五”期間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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